张发奎曾经发牢骚，说自己当年如果追随了教员，朱德的位子就是他的；如果

张发奎曾经发牢骚，说自己当年如果追随了教员，朱德的位子就是他的；如果追随了老蒋，何应钦的位子就是他的；可惜眼瞎，追随了汪精卫。

1980年香港，八十五岁的张发奎常常独坐窗前。窗外是繁华的街市，窗内是一个老人的叹息。

“我这辈子，跟错了一个人，满盘皆输。”他常对来探望的老友这样说。

这位北伐名将，晚年在香港寓所里像翻旧账本一样翻着自己的一生。他有时会冒出几句让老友不知如何接的话——说什么如果当年选了另一条路，朱德的位子就是他的；如果跟了蒋介石，何应钦的位子也是他的。可惜，他跟了汪精卫。

老友知道，这位铁军英雄心里那口气，憋了几十年了。

说起来，张发奎年轻时不是没有眼光的人。

1922年那场变故，陈炯明炮轰总统府，二十多岁的张发奎带一营人拼死抵抗，硬是把孙中山从炮火里护送出去。那之后孙中山对他另眼相看。后来陈炯明派人来拉拢，派来的还是他当年在陆军小学的老校长翁式亮，许他高官厚禄。张发奎听完，一声不吭就拒绝了，带着剩下的兵躲进了始兴的深山，跟野人一样过了大半年。这事传到广州，孙中山只说了一句：“向华靠得住。”

那时候的张发奎，心里有杆秤。

北伐战争打响后，他带的第四军从广东一路打到武昌。汀泗桥那仗打得惨烈，双方在桥头杀红了眼，张发奎带着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正面硬冲，血战几个小时才冲过铁桥，吴佩孚的两万人马被打得四散奔逃。战后第四军得了个“铁军”的名号，张发奎成了“铁军英雄”，那年他才三十出头。

打下武昌那年10月，他升了军长。次年1月又当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，手下管着三个军，上将军衔也挂上了。

他手下那拨人，说出来让人咂舌。后来新中国十位元帅里，朱德、聂荣臻、陈毅、刘伯承、林彪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贺龙，八位都曾在他帐下当过差。叶挺是他十二师的团长，林彪那时还是连排级小军官，徐向前在他司令部里当过参谋。

十员大将里，粟裕、张云逸、许光达、徐海东、谭政、罗瑞卿六位，也都是从他部队里走出来的。那时候武汉三镇都传着一句话：蒋介石杀人，朱培德送人，张发奎收人。

1927年，宁汉分裂，蒋介石和汪精卫两边较劲。张发奎认准了汪精卫。汪精卫这个人，嘴上说得天花乱坠，心里却没个准主意，张发奎硬是把身家性命押了上去。

那一年南昌起义的主力——十一军二十四师的叶挺、二十军的贺龙，都是他的老部下。起义部队里那些连长排长，后来成了开国将领的不在少数。

据说消息传到庐山时，张发奎当场愣在那里，脸色煞白。参谋长度叶剑英劝他别追，说追上去也未必能赢，不如留着实力南下广东。张发奎听了这话，没去追叶挺和贺龙，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

可跟着汪精卫这条路，越走越窄。

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斗不过蒋介石，张发奎也跟着倒霉。蒋桂战争他反蒋，中原大战他接着反蒋，打完仗两万多人只剩下两个团。后来蒋介石用他，也就是当个棋子摆布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张发奎总算找回了点军人的样子。

淞沪会战他在浦东顶着，指挥炮兵轰击日本人的“出云号”军舰，老百姓叫他“神炮”。他自己倒不揽功，说大炮火力不够，打不沉人家，只是擦破点皮。

1944年豫湘桂战役，日军大举进攻广西，他率部在桂柳一带苦战，兵力悬殊，节节后退。他亲眼看着自己一手带起来的部队被打散，退到百色时身边只剩残缺不全的几个师。那是他抗战中最灰暗的日子。

后来汪精卫投敌当了汉奸，张发奎二话不说，通电跟这个人割袍断义。他说过，如果这次不能抗日，就进山当和尚去，再也不问世事。

1945年8月，他在南宁刚下令进攻雷州半岛，夜里接到电话说日本投降了。后来他去广州当了受降官，接收华南的日军投降。受降仪式那天，他穿着整齐的军装，站在中山纪念堂里，看着日本将领低头递上指挥刀。那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的风光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共内战再起。张发奎被任命为广州行营主任，后又调任陆军总司令。但他心里清楚，自己从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，手中也无实权。1949年，他辞了陆军总司令的差事，带着家小去了香港，此后三十年再没回过大陆。

晚年的张发奎，常常一个人坐在寓所里发呆。

他想起当年手下那些老部下，后来一个个都成了新中国的大人物。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那些人。有时老朋友来看他，说起当年北伐的旧事，他会沉默很久，然后叹一句：“我这一辈子，什么都看对了，就是没看对人。”

1980年3月，张发奎在香港病逝，享年八十五岁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叶剑英发了唁电。两个当年在他帐下的老部下，隔着南海，送了他最后一程。

他晚年常说一句话：“我打了一辈子仗，到头来像个赌桌上输了钱的看客。”这话里有不甘，有遗憾，也有看透世事的清醒。只是这清醒来得太晚了些，晚到只能对着窗外的香港街市，一个人慢慢叹。